过去，批评者经常指出，四大发明在中国的应用存在“变异”，没有刺激经济和社会进步，恰恰与西方相反。
比如西方用指南针开启了大航海时代，建立了现实世界中贸易互通带来的财富创造机制。我们用它作为指南针观察阴阳风水，希望能在另一个世界找到快速致富的方法。
当然，我们没有必要去批判古人。技术发明后如何使用，本质上是一个经济的、理性的选择过程，基于当时政治、文化、社会层面的各种约束。当你身处“大网中”时，你必须权衡成本和收益。所以技术在使用方向上“异化”也就不足为奇了。每个人都是有经济理性的动物。
在四大发明中，活字印刷是最特殊最典型的，它在中国的命运是经济理性的最好体现。有意思的是，北宋时期毕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但从毕升到清朝的几百年间，活字印刷术在中国并没有广泛使用，雕版印刷仍然占主导地位。为什么？因为经济合理性，——活字印刷成本太高，收益太低，没有市场。
首先，汉字简化之前，字太多，一本书往往要用一万多个不同的汉字。换句话说，生僻字太多，无法通过规模化生产来降低制造成本。而且字符太多也给字体的保存带来了问题，因为活字用完后必须按音韵分类存放，以便下次排版。但是在古代，汉字的韵太复杂，分类太费力！
如北宋官方韵书《大宋重修广韵》，声母36个，韵母206个(含声调)。所以当时把活字分类存放是一件很耗费体力的事情。用活字印刷，书商除了排版还要在仓储上付出极高的人力成本，而雕版印刷只需要付出雕版成本，所以仓储简单。
其次，中国的书籍和典籍更适合雕版印刷，而不是活字印刷。
中国很多人忽略的一个事实是，中国最重要的文化典籍，基本上都是先秦时期的作品。“四书五经”始于先秦时期，此后两千多年，中国学者再也没有创作出任何超越“四书五经”的经典。即使是千载难逢的朱，也仍然是在诠释过去的经典，而不是完全原创。
因此，这种“千年”文化书刊的市场格局，决定了我国印刷业必须在少数品类上大规模重复印刷。显然，雕刻的成本更低，低得多。明清时期，民间社会的兴起带动了对对话小说的需求，但雕版印刷还是更适合，因为它能印出漂亮的图案，而活字排版没有这种能力。
所以雕版印刷从五代开始兴盛，一直统治到19世纪中叶，——年，直到德国人古腾堡发明的铅活字印刷术进入中国。当然，古腾堡是毕升的“学生”。他受到了中国技术的启发。
历史总是让人豁然开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