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清咸丰十年(1860)九月，英法联军逼近北京城，咸丰皇帝以“木兰秋狝”为名逃往承德避暑山庄，命恭亲王奕欣留京议和。
十月十八日，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象征大清帝国盛世风华的“万园之园”毁于一旦。
首都沦于异族，宫室毁于兵燹，“天下共主”面对“蛮夷之邦”毫无还手之力，这在中国历史上几乎等同于亡国了。
从封建王朝的周期率看，清朝当时的确处于亡国的边缘，内忧外患，只欠一死。
从咸丰元年金田起义开始，太平天国已纵横半个中国十年时间，其北伐军1853年一度逼近北京，京津一代的官僚富豪几乎逃避一空，差一点就重演了李自成“进京赶考”一幕。
1856年“天京事变”内讧之后，太平天国虽走下坡路，但仍据有东南富庶地区。
它对清朝统治的最大瓦解作用是提出了一套完整的意识形态和政权存在。
它的存在，使得西方一度犹豫承认哪个政权为中国合法代表－－定都天京后，英法美三国公使先后到天京访问试探，还有一批“洋兄弟”志愿加入太平军作战。
同时，捻军在长江以北的皖北、苏、鲁、豫等地纵横驰骋，极盛时期总兵力达二十万众。
从继位开始，咸丰就没有一天太平日子。
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让他赶上了。
西方列强入侵中国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让他摊上了。
康乾盛世以来的下降曲线让他碰上了。
历代皇帝视为圭臬的旧有统治经验都无法应对危局。
因此，历史学者茅海建形象地称咸丰为“苦命天子”。
可以说，到处都是“亡清之心不死”的敌人，稍有不慎，咸丰就极可能重蹈明末崇祯的覆辙。
贰
英法联军打入北京后，清廷一度认为西方列强“亡清之心不死”，是来学李自成“进京赶考”的。
通过谈判和签订《北京条约》，清朝中央政府第一次与洋人直接打交道。
恭亲王奕欣赫然发现，西方列强与传统异族的“入侵”完全不同，并非要推翻清朝的统治，取而代之，而是“其意必欲中国以邻邦相待，不愿以属国自居，内则志在通商，外则力争体面，如果待以优礼，似觉渐形驯顺。”
从《北京条约》内容也可以看出，除战争赔款及割让九龙外，最主要的一条是明确外国公使进驻北京，另一条是开放天津为通商口岸。
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到第二次鸦片战争，西方列强最强烈的诉求一是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与清朝中央政府建立联系，改变天朝对蛮夷的“宗藩关系”。
二是建立正常的贸易关系，增加更多的通商口岸，实现自由贸易，改变恩赐性质的“朝贡贸易”。
清廷还惊奇地发现，被中国视为“犬羊之性”英国人还挺讲“信用”，只要签订了协议，竟然陆续撤军，严格按条约办事，不会节外生枝。
正如奕欣在给朝廷的奏折中说：“自换约之后，该夷退回天津，纷纷南驶，而所请尚以条约为据”，其并不想问鼎中原，似没有亡清之心。
其他官员也与奕欣有同感。
署理户部尚书沈兆霖也认为，侵略者的实力完全碾压清朝，在可以灭其国的情况下，“以万众余入城，而仍换而去，全城无恙。则该夷之专于牟利，并无他图，已可深信。”
在经历两次鸦片战争，被撞开国门20年后，清廷才逐渐明白，西方列强“亡清之心不死”似乎并不成立。
叁
清廷的有识之士也认识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不断升级与一再失败也与清廷自身的颟顸有关。
实力不够，却被极端愚昧的情绪所支配，从某种意义上讲，是自己在“亡”自己。
1859年，英法公使按照《天津条约》规定，来到天津外海要求进京换约，但咸丰认为直接与蛮夷之邦打交道有辱“天朝威仪”，想方设法阻止公使进京。
耍小聪明的咸丰密令防守天津的僧格林沁，让官兵冒充乡勇，袭击英法联军，以便事后好逃避责任，比如说“都是老百姓的自发爱清行为，与朝廷无关。”
僧格林沁炮击英法舰队，把一次正常的外交活动升级为战争，结果主动授人以口实，英法两国遂以此扩大侵华战争。
此后，双反在谈判中，清廷又坚持要英方使团在面见咸丰时必须行下跪礼，谈判自然破裂。
就像60多年前，咸丰的曾祖父乾隆要求来访的英国马戛尔尼使团下跪，一样不欢而散。
不知外交为何物的僧格林沁扣押了英方使团，作为“人质”，其中39人中有21人在狱中死亡。英法联军于是决定焚烧皇家园林，以对咸丰皇帝的“虚伪欺诈之行为”与“不守前约及违反和约”进行惩罚。
宇宙之中，任何人物，无论其贵如帝王，既犯虚伪欺诈之行为，即不能逃其所应受之责任与刑罚也。兹为责罚清帝不守前约及违反和约起见，决于十八日焚烧圆明园。所有种种违约行动，人民既未参预其间，决不加以伤害，惟于清室政府，不能不一惩之也。（英法联军在圆明园等处的告示）
曾国藩曾对幕僚说：“咸丰九年(1859)，洋人来换和约，僧忠亲王诱而击沉其船，天下称快。十年，夷人复至……京师不守，几丧天下。某谓僧邸此败，义当杀身以谢天下矣。”
茅海建在《苦命天子》一书中评价咸丰说：“他直身躺在时代的分界线上，手和脚都已经进入了新时代，但指挥手脚的头脑却留在旧时代。”
肆
经过两次鸦片战争的惨败，及分析国内国外形势之后，清朝的国策开始出现重大变化，从“夷夏大防”转为“中外和好”“借师助剿”。
恭亲王奕欣在著名的《统计全局折》中，分析阐述了“亡清之心不死”的敌手究竟是谁，谁才是心腹大患。
发、捻交乘，心腹之害也；俄国壤地相接，有蚕食上国之志，肘腋之忧也；英国志在通商，暴虐无人理，不为限制则无以自立，肢体之患也。
奕欣及其他重臣都认为，太平天国、捻军才是大清的心腹之患，是需要首先根除的政权威胁；俄国对中国领土野心，可次之应对；英国志在通商，又次之。
对西方列强的方针调整为“就目前之计，按照条约，不使稍有侵越，外敦信睦，而隐示羁縻。数年间，即系偶有要求，尚不遽为大害”。
奕欣等以历史上的“三国”为模式，认为当前的清朝和列强的关系好比蜀国、吴国，主张联合列强镇压农民起义，也就是“借师助剿”。
这一标志清政府基本国策发生重大变化的奏折，得到了咸丰皇帝的高度认同，并于1861年1月下旬颁发上谕，正式予以旨准施行。
历史学者雷颐认为，从维护清朝统治角度看，此方针极有见地和针对性，可说是刀刀见血的狠招，“大清王朝的垮台本已指日可待，这一重大战略、策略的转变顿使它死里逃生，又苟延残喘了半个世纪之久。”
此后，李鸿章等地方实力派由“洋枪队”“常胜军”入手，利用西方的先进武器装备和雇佣洋兵镇压太平天国，并在此过程中逐渐掌握军队主动权，利用完后又迅速裁撤洋人雇佣兵，并武装起自己的淮军，成为晚清重要的军事集团。
同时，通过“借师助剿”体会到西方巨大优势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重臣，又开启了中国第一次近代化运动“洋务运动”，使清朝不仅“死里逃生”，还在此后三十年内朝政有了一定起色，迎来所谓“同光中兴”，使大清延寿了半个世纪。
从这个角度看，西方不仅不是大清的“掘墓人”，反而是大清的“续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