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杜甫、高适身世不同，性格迥异，因而人生际遇截然不同。《论语·子张》：“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在儒教占据正统的古代，学好文武艺，卖与帝王家，这是社会的主要潮流和风气。不可否认，在唐代也难逃出窠臼，文人知识分子最初的梦想无不是参加科举，从而致君尧舜，实现自己的理想。
然而由于当时科举制度的局限，以及南北朝门阀制度的延续遗存影响，使得不少文人即便是满腹才华，然而迫于没有权贵支持推荐，或者制度约束，不能从科举中脱颖而出，从而使得不少杰出人才游离于江湖间，无法施展才华，这对施政者和百姓来说，不能说不是一种极大损失。唐代是个人才辈出、群星荟萃的时代，而关于唐代诗人之间的恩怨情仇，不但坊间野史逸闻多有描述，就连正史也有不少记载。著名诗人李白、杜甫、高适三人的交往来看，有的文章打着历史旗号，却绘声绘色不断演绎，不少甚至脱离历史依据，凭空想象，更有甚者，流行词汇和英文夹杂其间，红粉佳人若隐若现，貌似卖弄语风幽默，其实不过是媚俗吸睛而已。
那么，这三位诗人的交往如何呢？在正史关于三人的传记里，少有确切记载，然而，我们从他们诗词交往以及一些佐证资料中，可以略微管窥出一点蛛丝马迹，从而还原三人的比较接近真实历史的轨迹。
我们就围绕着高适和二人的交往，进行简单探寻。
李白生在西域，长在四川，成年后游历河山，几乎走遍大半个中国，为后人留下了众多脍炙人口的壮丽诗篇。然而就其仕途而言，一生命运坎坷，由于其神秘的身世，不能通过科举闻达，因而即便是才华横溢，即便是誉满天下，即便是两娶宰相的孙女，即便是受到唐玄宗赏识，成为翰林供奉（没有官品），最后也只能是四海漂泊，浪迹天涯。然而李白却从不气馁，豪放豁达，气势如虹，“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始终保持着超凡脱俗的气度和不拘形迹的洒脱。
杜甫是名家之后，祖父杜审言在初唐名噪一时，与李峤、崔融、苏味道被称为“文章四友”，是唐代“近体诗”的奠基人之一。杜甫父亲名不经传，仅仅做过小小的奉天令，母亲崔氏，出身世家大族清河崔氏，然而在杜甫年幼时就故去，因而到杜甫这一代可谓家道中落。杜甫从小就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雄心大志，青年意气风发，期望“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然而现实是残酷的，当时的科举需要得到当权者赏识和举荐，杜甫客居长安十年，奔走献赋，投赠干谒，却无结果。好不容易在天宝十载（751年）因献《大礼赋》，得到玄宗的赏识，然而也仅仅是得到“参列选序”资格，一直到天宝十四载（755年）才被授予小小的兵曹参军。
高适（700—765年），字达夫，一字仲武（《唐才子传》），唐代著名诗人，与岑参、王昌龄、王之涣合称“边塞四诗人”。前半生穷困落魄，命运蹉跎，五十岁后才得以崭露头角，安史之乱时迅速崛起，成为一方大员，并被册封县侯，去世后赠礼部尚书，谥号为忠，后半生相对荣耀。
关于高适的出生年月，如今亦无定论，有704年、701年、700年等说法，笔者认为周勋初先生的考证公元700年比较接近历史。按照《旧唐书·列传·卷六十一·高适传》：记载，“适年过五十，始留意诗什，数年之间，体格渐变，以气质自高，每吟一篇，已为好事者称诵。宋州刺史张九皋深奇之，荐举有道科。”，因而高适应该是过了五十岁才得以崭露头角。
正史记载高适卒于永泰元年（765年）正月，从后向前推算，高适被举荐时间大致在唐玄宗天宝八年（749年），是由开元名相张九龄的弟弟张九皋举荐有道科。有道科是源自汉代的贤良方正，也叫贤良方正科，为常举科目，不需要考试，只需要人品声誉好，并且有官员推荐，就可以举荐为官。
而在高适被举荐以前，生活非常困窘，《旧唐书》：“高适者，渤海蓚人（今河北景县）也。父从（崇）文，位终韶州长史。适少濩落，不事生业，家贫，客于梁、宋，以求丐取给。”，《新唐书·列传·卷六十八·高适传》：“高适，字达夫，沧州渤海人。少落魄，不治生事。客梁、宋间。”，可以看出，高适年轻时落魄，寄寓在梁宋（商丘地区）间，甚至到了依靠乞讨度日的境地。
而和高适几乎同龄的李白（701~762年），也是被举荐，不过不是科举科目，并且和高适命运相反。高适被举荐有道科后，从此发生命运转折，逐渐开始仕途荣耀，冉冉升起；而李白被推荐并被唐玄宗任命为待诏翰林后，却是人生仕宦最为辉煌时期，以后就开始走下坡路，甚至身陷囹圄。
李白在经过多次干谒以及被众人推荐后，终于在唐玄宗天宝元年（公元742年）四十二岁时被皇帝下旨召见，成为朝廷供奉待诏翰林，然而李白在京城呆了两年，由于桀骜不驯的性格得罪了权贵，以至于天宝三载（744年）夏天被唐玄宗赐金放还。
在归家游历途中，遇上了杜甫（712年—770年），杜甫此时已经多次参加科举下第，在京城干谒投赠，也是毫无进展。而李白当时正是声名远播，名扬天下，杜甫非常钦佩李白，《饮中八仙歌》就是明证，而李白对这位小十一岁兄弟的诗才也甚是看重，于是二人结伴同游梁、宋，并且遇见了高适。
就当时来讲，李白属于“曾经沧海”，朝廷供奉，待诏翰林，誉满天下，“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大有睥睨一切的气概；而高杜二人却“未窥门径”，高适“求丐取给”，杜甫“屡应不第”。然而李白并未以位取人，恃才傲物，反而倾心相交。
同为才子，惺惺相惜，并且都有远大抱负，兴趣相投，诸如高适开元二十六年（738年）的《燕歌行》有：“男儿本自重横行，天子非常赐颜色。”，杜甫同期的《望岳》：“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都是豪放之人，因而相遇之后一拍即合，结伴同游。
正如后来杜甫回忆的诗词《谴怀》有记录：“忆与高李辈，论交入酒垆。两公壮藻思，得我色敷腴。气酣登吹台，怀古视平芜。”，46岁的高适，45岁的李白以及34岁的杜甫同游梁孝王吹台，怀古凭吊，相谈尽欢。这次短暂相遇，三人结下深厚友情。分手后，虽然第二年李白和杜甫后来还有一次交往，不过从此后，三人再未相聚。
光阴如梭，白驹过隙。李白从此游历名山大川，寻仙访道。而高适和杜甫总算等来发迹之时，唐玄宗天宝八年（749年），五十岁的高适被张九皋举荐有道科，出任汴州封丘尉，不合心意去职，游历边塞时遇上命中贵人，被当时名将河西节度使哥舒翰看中，“表为左骁卫兵曹，充翰府掌书记，从翰入朝，盛称之于上前。”，从此开始被皇帝知闻。杜甫屡次不第之后，终于在天宝十载（751年）因为预献三《大礼赋》，得到玄宗的赏识，命待制在集贤院。二人可以说是前后脚进入朝廷。
然而，天宝十四载（755年）安史之乱的爆发，成为三人命运的转折点。高适跟随名将哥舒翰讨贼，拜适左拾遗，转监察御史，仍佐翰守潼关。不料哥舒翰兵败投敌，高适则独自逃归，谒见玄宗，分析潼关败亡的形势利害，建议唐玄宗西幸蜀中，得到唐玄宗嘉许，到成都后被升迁为谏议大夫，赐绯鱼袋（五品以上）。
而杜甫和王维被安禄山军俘虏，王维名气太大，被迫接受伪职给事中；杜甫刚被任命为兵曹参军小官职，因为官小，没有被囚禁，于是得以逃脱，从长安来到凤翔投奔唐肃宗，被任命为左拾遗（从八品上），不久因为替宰相房琯辩解，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
作为普通老百姓的李白，在安史之乱爆发后，同妻子宗氏向南逃难，也许一直是壮志难伸，迫切希望尽展胸臆，因而被永王李璘招入幕中，本以为是报效国恩，没想到永王擅自引兵东巡（历史疑案），和唐肃宗李亨产生龃龉，导致征剿，兵败被杀，李白在浔阳锒铛入狱。
而在永王起兵的时候，唐肃宗听闻高适善于谋划，于是下旨让高适进京。高适审时度势，给唐肃宗分析江东形势，断言永王必败无疑，赢得肃宗信赖。唐肃宗认命高适兼御史大夫、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淮南节度使，率兵平叛，尚未渡江，永王果然兵败，可见高适技高一筹。
在高适被任命为淮南节度使的时候，李白正身陷囹圄。罪名是胁从谋逆，生死关头，“病急乱求医”，李白也想方设法寻求故旧搭救。此时想到了高适，于是在一位秀才张孟熊准备拜谒高适的时候，李白便写了一首诗《送张秀才谒高中丞（并序）》寻求帮助，序云：“余时系浔阳狱中，正读《留侯传》。秀才张孟熊蕴灭胡之策，将之广陵，谒高中丞。余嘉子房之风，感激于斯人，因作是诗送之。”
诗词最后几句：“高公镇淮海，谈笑却妖氛。采尔幕中画，戡难光殊勋。我无燕霜感，玉石俱烧焚。但洒一行泪，临歧竟何云。”，引用了《淮南子》中“燕霜”典故：“邹衍事燕惠王，尽忠。左右谮之，王系之。仰天而哭，夏五月，天为之下霜。”。李白赞誉高适运筹帷幄，建立特殊功勋，而自己并没有什么冤屈的感受，大不了准备玉石俱焚。虽然如此说，其实是委婉的表明了自己被诬陷，希望高适能够伸出援手。
令人痛心的是，高适此时并没有仗义执言，从历史记载来看似乎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装聋作哑。反观杜甫，虽然人微言轻，可是却替李白抱不平，《不见》诗：“不见李生久，佯狂真可哀。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敏捷诗千首，飘零酒一杯。匡山读书处，头白好归来。”，小小八品官，却有替国家怜才之心，希望能赦免其罪。
后来，李白在宣慰大使崔涣、御史中丞宋若思、兵部尚书宰相郭子仪等人的援手下，乾元元年（758年）被流放夜郎。一年后大赦北返，不久生活窘迫，被迫投靠当涂的族叔李阳冰，最后在上元三年(762年)，李白在病榻上把手稿交给了李阳冰，赋《临终歌》：“大鹏飞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济。馀风激兮万世，游扶桑兮挂左袂。”，万古奇才，与世长辞。
那么，以高适之智慧，应该可以判断出李白并非是造反附逆，从道义而言，应该仗义搭救，可是为何却无动于衷呢？笔者猜测，这和高适的仕途得来不易有关，五十岁以前，仍然是布衣百姓，节衣缩食，好不容易才得到唐肃宗重用，而永王李璘和唐肃宗李亨是死对头，冒然出言，很可能影响到自己以后的仕途，弄不好还会丢官流放。因而高适政治上高度敏感，在友情和仕途的选择上，毅然选择了壁上观。
也许，从高适的角度来看，作出了最利于自己的选择，无可厚非。然而从道义上来讲，确实有点亏欠，正如《旧唐书》评价高适：“适喜言王霸大略，务功名，尚节义。逢时多难，以安危为己任，然言过其术，为大臣所轻。”，其中说高适功名利禄之心较盛，虽然崇尚节义，不过言过其实，还是略带贬义的。也因为此，李白和高适从此老死不相往来，二人的交往诗稿，也不见流传。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有文章说李白妻子宗氏前去找高适求情，都被冷漠相对，这就是杜撰附会了。虽然李白的《在浔阳非所寄内》有：“闻难知恸哭，行啼入府中；多君同蔡琰，流泪请曹公。”说宗氏如同汉代蔡文姬因为董祀犯死罪找曹操求情一样，哭泣着前去长官处求情。可是当时李白是在浔阳入狱，管辖的是江南西道，治所在洪州；而高适是淮南节度使，治所在扬州。宗氏即便是前去诉说冤屈，也只能找江南西道采访使宋若思，不可能去找不相干的淮南节度使高适，因而胡乱牵扯没有历史根据。然而，从另一方面来说，正是这种制度限制和遴选不公，也使得不少人有志难伸，积郁愤慨，惆怅满腹，转而向另一个方向发展，那就是造就了唐朝异常繁荣的诗歌文化，虽然唐朝诗歌艺术达到巅峰有众多的因素，可是，内心的激愤和积郁是诗词创作的主要来源之一，有感而发，不平则鸣，正是这造就了众彩纷呈流派众多的唐朝诗歌文化。
历史告诉我们，有才华的诗人并非是从政的恰当人才，二者很难得兼。诗人充满诗意想象，讲究韵律，崇尚理想优美的境界；而政才则更趋向于面向现实，讲究实际，做出切实可行的施政措施和判断，二者有着天然的鸿沟，很少有人既是伟大的诗人又是具有雄才大略的政治家。
高适没有替李白说话，不过也没有被重用，反而是因为宦官李辅国谗言，被贬为太子少詹事。未几，蜀中乱，出为蜀州刺史，迁彭州刺史，历任成都尹、剑南西川节度使，后调回京城，迁为刑部侍郎，转散骑常侍，加银青光禄大夫，进封渤海县侯，永泰元年（765年）正月卒，赠礼部尚书，谥曰“忠”，《旧唐书》评价：“而有唐已来，诗人之达者，唯适而已。”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高适没有帮李白的忙，不过却帮了杜甫不少忙，杜甫在蜀中漂泊的时候，高适也在四川任职，多次接济杜甫。比如杜甫的《因崔五侍御寄高彭州一绝》：“百年已过半，秋至转饥寒。为问彭州牧，何时救急难？”，高适接到信后，及时援助米面，杜甫在《酬高使君相赠》有：“古寺僧牢落，空房客寓居。故人供禄米，邻舍与园蔬。”，说明高适还是很念旧情。当然，这是因为杜甫只是缺少衣食，不会牵扯到政治问题，所以高适自然略尽友情之义。
后来高适回到京城，二人诗词往来颇多，其中杜甫有《寄高适》等诗词传世，而高适一帆风顺，屡被加官进爵，被封渤海县侯，“食邑七百户”。人老念旧，此时想到远在成都的杜甫，依然饥寒交迫，于是在大年初七日写信慰问，大意是自己龙钟之年还被封为两千石的侯爵，感到对不起四处漂泊的老朋友杜甫：
《人日寄杜二拾遗》
人日题诗寄草堂，遥怜故人思故乡。
柳条弄色不忍见，梅花满枝空断肠。
身在远藩无所预，心怀百忧复千虑。
今年人日空相忆，明年人日知何处。
一卧东山三十春，岂知书剑老风尘。
龙钟还忝二千石，愧尔东西南北人。
而此时杜甫过的确实艰辛，永泰元年（765年）四月，庇护自己的节度使严武去世，杜甫只能离开成都，经嘉州、戎州、渝州、忠州、云安等地辗转，于唐代宗大历元年（766年）到达夔州。此时才看到高适的来信，而高适却在永泰元年（765年）正月就去世了，于是杜甫赋诗追忆高适的一生：
《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见寄》
自蒙蜀州人日作，不意清诗久零落。
今晨散帙眼忽开，迸泪幽吟事如昨。
呜呼壮士多慷慨，合沓高名动寥廓。
叹我凄凄求友篇，感时郁郁匡君略。
锦里春光空烂熳，瑶墀侍臣已冥莫。
潇湘水国傍鼋鼍，鄠杜秋天失雕鹗。
东西南北更谁论，白首扁舟病独存。
遥拱北辰缠寇盗，欲倾东海洗乾坤。
边塞西蕃最充斥，衣冠南渡多崩奔。
鼓瑟至今悲帝子，曳裾何处觅王门。
文章曹植波澜阔，服食刘安德业尊。
长笛谁能乱愁思，昭州词翰与招魂。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活命之情，敢效犬马之劳！高适对于杜甫的援助，虽然属于小恩小惠，可是对于杜甫来说却是雪中送炭，因而铭记在心，没齿难忘。而高适对于李白，生死攸关的紧要关头，却缩了回去，没有表现出义气担当，不能不说有亏私德。不过，面临抉择，有不予援手还落井下石者更屡见不鲜，因而我们没必要强求每一位都是圣贤，只能说一声遗憾。
五年后，大历五年（770年）冬，离乱之中杜甫在潭州往岳阳的一条小船上凄凉离世，时年五十九岁。从此，诗仙诗圣皆作古，边塞诗侯也成灰。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