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为了废除上千年的丞相制度，这才韬光养晦，隐忍了胡惟庸七年。至于胡惟庸谋反，国史野史，一无可考，也许他心有所思罢了。
大明建立后，朱元璋有感李善长功勋卓著，于是以其第一功臣之名，封其为韩国公，任命丞相，此人外表宽厚，却心胸狭窄。相比之下，为朱元璋打天下立下大功，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刘基却只封了个伯爵，并且俸禄还差下十几倍。
实际上，朱元璋是一个乡土观念很重之人，李善长多年以来一直幕后工作，不抢风头，只会埋头干活，加之同为老乡，自然对他放心。
反观刘基，不仅对事物的判断比朱元璋还要准确，而且还是一个外乡人，加之刘基深悟厚黑之学，且又懂权谋之策，此乃正是阴谋政变之所用，朱元璋不杀他已是不错，还谈何封赏。
俗话说，恶人自有恶人磨，胆敢有专权者，必有敢分权者，淮西集团和浙东集团便在朱元璋眼皮底下开始了争斗，而朱元璋似乎也很有兴趣，坐等一场好戏开始。
当时，刘基的官位是御史中丞，也就是言官的首领，发现李善长亲信凤阳人李彬枉法，查清罪行后，准备处斩。此时正好朱元璋外出，李善长连忙找刘基求情，不想被拒。
眼见淮西集团落败，十分忧虑的李善长明白自己已是众矢之的，他要学刘基，找一个既要容易控制，又不能有太高威望的人，来为自己代言。
于是，李善长便看中了自己的同乡胡惟庸，但他万万没想到，正是这个选择不仅让自己踏上了不归之路，也让淮西集团彻底终结。
胡惟庸很早便追随朱元璋，但一直不得志，总是干一些知县幕僚之类的小官，属于那种自以为怀才不遇之人。
官复原职的刘基由于直言不讳，言语间少有沟通技巧，以至众多大臣开始上表奏疏，向朱元璋说其坏话。朱元璋本就是个生性多疑、善变之人，也就慢慢开始疏远刘基，不再信任。
1370年洪武三年，朱元璋亲自下书给刘基，赐其归乡，而杨宪则由于少了刘基的帮助，很快便遭到淮西派的排挤，不久便被胡惟庸以“放肆为奸事"弹劾，之后被处斩。
成为丞相后的胡惟庸，仍不放过归乡的刘基，指使手下状告，理由居然是刘基占用了一块有王者之气的土地，修房盖屋。朱元璋再次下诏处罚刘基，停发其俸禄。
朱元璋对于淮西集团和浙东集团的斗争，心知肚明，他之所以不出来调解，是因为这两大集团无论谁胜谁负，自己才是最后的胜利者。无论是以胡惟庸为代表的淮西集团还是以刘基为代表的浙东集团，朱元璋要的是王位稳固，再无反叛忤逆之心。
朱元璋之所以选择胡惟庸，并不是因为他有过人的能力，恰恰相反，他才智平庸，主要是他对朱元璋的威胁最小，所以才让胡惟庸成为胜利者，然而愚蠢的胡惟庸怎么能看清这一点。
刘基死后，胡惟庸越发猖狂，贪污受贿，排除异己，甚至开始慢慢挑战朱元璋无上的权力，私自截留奏章、调动官员升降、私自处决犯人。
1373年洪武六年，当胡惟庸挤走丞相汪广洋之后，开始独揽丞相大权达七年之久。
胡惟庸还不满足，开始拉拢李善长，因为李善长不仅德高望重、智勇双全，还有一个难得的宝物，那就是免死铁券，而且不是一张是两张。
胡惟庸拼命巴结李善长，自以为有了这个护身符，就算将来朱元璋清算，也能保全性命，面对这两张空头支票，充分说明胡惟庸和李善长二人政治水平低下，和朱元璋比起来那就是天壤之别。
当满朝文武都成了胡惟庸的同党，胡惟庸不知天高地厚，竟有了心怀异志，意图取朱元璋而代之之想。
朱元璋等待的时机终于到来了。一次郊游，胡惟庸之子坠马身亡，胡惟庸一怒之下，未经吏部，便将车夫处死。此事传到朱元璋耳中，命胡惟庸详细解释。
胡惟庸一番托词之后，朱元璋表情沉默，清楚且平静的说出“杀人偿命”四字后，没看胡惟庸一眼，飘然而出。
胡惟庸之死，正是朱元璋所需要的，他坐在龙椅之上，望着殿下和胡惟庸同朝为臣的大臣，知道他们一定心存恐惧。
胡惟庸死后仅一个月，朱元璋便撤销了延续上千年的职位丞相，取消了中书省的设置，如此规模之大的动作，朱元璋干得雷厉风行，干净利落。
不管怎样，朱元璋达到了他的目的，丞相这个令人讨厌的职位消失了，帝国的一切权力牢牢掌握在他的手中，虽然废除丞相制度后，朱元璋的工作量大大增加，不过他并不在意，在他看来，只要自己勤勉理政，彻夜不休的工作便可以了。
从此，上千年的丞相制度彻底被废除，大明王朝的君主专制开始空前加强。